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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小平一句话推他进中南海 中央高层震惊(图)

作者:未知    文章来源:搜狐    点击数:    更新时间:2015-12-17    【字体:

原标题:揭秘:邓小平如何力排众议扶植“黑马”朱镕基?
原文配图:1991年2月14日,邓小平和国家主席杨尚昆(右二)向上海党、政、军负责人祝贺新年,上海市委书记、市长朱镕基陪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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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原文配图:1991年2月14日,邓小平和国家主席杨尚昆(右二)向上海党、政、军负责人祝贺新年,上海市委书记、市长朱镕基陪同


  “好干部就在眼前”

  有人反对朱镕基进政治局常委会,邓小平托人带话,做说服工作

  2011年,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读完《朱镕基讲话实录》后,有过这样一句评价:“伟大的邓小平与伟大的江泽民选择了伟大的朱镕基。”这句话是对邓小平选人用人水平的一个精彩注释。

  邓小平对朱镕基的考察,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。从1988年到1994年,邓小平每年都带家人到上海过春节,一共在上海过了7个春节。朱镕基接待过4次(1988年到1991年)。邓小平在这4个春节里,亲眼看到上海的发展变化,亲自听到朱镕基对经济改革的看法,也更深地了解了朱镕基。

  鼓励朱镕基“不用怕”

  1990年1月20日,邓小平离开北京前往上海。这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他的首次外出视察。大年初一的上午,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、市长的朱镕基来给邓小平拜年。两人的话题很快落到了浦东的开发建设上。自从改革开放以来,深圳的经济改革如火如荼,上海却一直举步不前。朱镕基等市委主要领导认为,上海目前的选择只有一个,就是搞深圳的经济特区。但此前,由于种种原因,上海一直不敢跟中央提像深圳一样搞改革开放。这一次,朱镕基也是委婉地跟邓小平说,浦东开发建设的报告不理想,不敢报。邓小平的回答是,应该赶快给中央报,“不用怕,报嘛”。

  过完春节后,朱镕基再一次得到邓小平的鼓励:“我一贯主张胆子要放大,这十年以来,我就是一直在那里鼓吹要开放,要胆子大一点,没什么可怕的,没什么了不起。因此,我是赞成你们浦东开发的。”邓小平又说:“你们要多向江泽民同志吹风。”当时,江泽民已由上海市委书记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,朱镕基接棒成为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,不过,也正因为这层关系,让上海向中央要政策不太好意思,怕兄弟省份有意见。

  邓小平决定亲自去做工作。1990年2月17日,他回到北京后,对政治局的领导说:“我已经退下来了,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,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,你们要多关心。”“江泽民同志是从上海来的,他不好说话。我本来是不管事的,我现在要说话,上海要开放。”

  当天下午,国务院总理李鹏就让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给朱镕基打了电话,讲了一些浦东改革开放要注意的问题,建议出一个书面报告。朱镕基回答说,上海的报告已经讨论了两三个月,总是不太满意,要催的话,今天晚上他就加班弄好。

  朱镕基果然当晚就改好了报告,第二天就送给何椿霖。此后,朱镕基向中央领导不断游说:“我们现在希望增强中央下决心的力量,批准我们这个报告。”他还代表上海保证,会为全局做贡献,“让上海真正在全国一盘棋中做出他应有的贡献,我们有这个决心。”

  1990年3月3日,邓小平再次找到江泽民、李鹏等中央负责同志:“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,拿出具体措施。机会要抓住,决定要及时。”“比如抓上海,就算一个大措施。上海是我们的王牌,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!”

  一个月后,4月10日,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,通过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。6月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正式发出《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》。由此,上海焕发出新的活力。

  “上海开发晚了,要努力干啊!”

  1990年到1991年,国际上发生了苏东剧变,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出现了严重曲折;国内则刚刚发生了政治风波,加上经济体制中一些深层次矛盾的暴露,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。

  1990年4月,中央决定以浦东开发为龙头,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发展。图为如今的浦东建设新貌。

  在这个关键时候,邓小平一语定军心。1990年12月24日,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道: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,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。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,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。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、就那么自由?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!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,没有那么回事。计划和市场都得要。不搞市场,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,是自甘落后。不要怕冒一点风险。我们已经有了一种能力,承担风险的能力。为什么这次治理通货膨胀能够见效这么快,而且市场没有受多大影响,货币也没有受多大影响?原因就是有这十一二年改革开放的基础。改革开放越前进,我们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。

  这次谈话后一个月,1991年1月28日,邓小平又去了上海。他一到就立即听取朱镕基汇报,再次谈到浦东的开发。邓小平说:“那一年确定4个经济特区,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……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。上海人聪明,素质好,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,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……开发浦东,这个影响就大了,不只是浦东的问题,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,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。”不过,邓小平用他一贯的自信和乐观做了总结:这是件坏事,但也是好事,你们可以借鉴经验,可以搞得好一点,后来居上。

  1991年2月18日,农历大年初四的上午,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新锦江大酒店41层的旋转餐厅,一边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窗眺望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,一边嘱咐身旁的朱镕基:“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,要努力干啊!”朱镕基向邓小平汇报了浦东开发开放中“金融先行”的一些打算和做法。邓小平听完后说:“金融很重要,是现代经济的核心。金融搞好了,一着棋活,全盘皆活。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,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,今后也要这样搞。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,首先要靠上海。那要好多年以后,但现在就要做起。”“要克服一个怕字,要有勇气。”“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,才能开拓新路。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,失败也不要紧。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,胆子更大一点,步子更快一点。”

  这“三个一点”的期望大大鼓舞了朱镕基。朱镕基在全市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精神。在谈到未来上海的改革和发展时,朱镕基说,第一是开发开放浦东,第二就是要推进各项改革,并称1991年是个“改革年”,还借用曹操的话说:“何以解忧,唯有改革。”为此,朱镕基被某些人暗喻为“中国的戈尔巴乔夫”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”。

  1991年2月6日,朱镕基陪同邓小平在上海考察。前排左二为邓小平夫人卓琳,前排右二为邓小平女儿邓榕。

  上海市委承受住了这种压力。1991年2月15日,上海市委机关报《解放日报》以社论的形式非正式地传达了邓小平的思想观点,连续发表4篇“皇甫平”文章。在第四篇《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》中,更是引用古人的话论述道:“有的同志兼资文武此全才,既能雄辩滔滔,又能冲锋陷阵,那更是人才难得,求之不得。”时任《解放日报》党委书记、副总编辑的周瑞金后来承认,这里写的就是朱镕基。

  第二年,88岁的邓小平不辞辛苦,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,向全国明确提出“三个一点”,打破了姓“资”姓“社”套在人们头脑中的枷锁。因此,围绕朱镕基产生的这场争论及“皇甫平”系列文章被视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先声。

  力排众议扶“黑马”

  20世纪90年代初,中国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。由上海调往北京的朱镕基被国内外媒体誉为中国政坛的“黑马”,而“伯乐”正是邓小平。1991年春节后,邓小平就有了调朱镕基进京的打算。由于朱镕基独立思考、敢于直言的性格,不见得所有人都喜欢,为此,邓小平专门讲过一句话:“朱镕基只能当第一把手,不能当第二把手。” 1992年5月,邓小平视察首都钢铁公司时说:“我不懂经济,但是我能听懂。我们选干部,还要懂经济。朱镕基就懂经济。”

  1992年10月19日,朱镕基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连跳几级,由中央候补委员跃升为政治局常委,成为排在江泽民、李鹏、乔石、李瑞环之后的“第五号人物”。

  当然,对于朱镕基进入政治局常委,党内外是有一些不同意见和声音的。有人写信表示反对。有人说:“多考察,注重实绩。”还有人说:“要多听意见,上来了,再下去就被动。”

  但是,邓小平爱才用才的态度十分坚决而明确。他意味深长地讲道:“我们党现在和将来都需要一批党性强、懂经济、思想开放、富于创新、任劳任怨的领导干部,这样的同志现在还不多,朱镕基就是这样一位同志。他从地方到中央作出了不少成绩,党和人民都见到的。一些同志应当把偏见收起来,一大批新的能献身于党的事业的好干部就在眼前。”江泽民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。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,朱镕基顺利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。翌年3月,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,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。

  沧海横流,方显英雄本色。朱镕基在出任国务院副总理3个月后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。那时,中国经济出现了投资膨胀、货币发行量过大、物价猛涨、股票集资热等金融秩序混乱的情况,在江泽民、李鹏的支持下,被称为“救火队长”的朱镕基果断决策,加强宏观调控,整顿金融秩序,为治理通胀、平抑物价奠定了基础。朱镕基坚持不搞全面紧缩,只对低水平重复建设和“泡沫经济”的部分从严管理;而对交通、能源、农业及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部分积极扶持。这样避免了大起大落,实现了经济的“软着陆”。此次经济的宏观调控,是中国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首次的经济战役,这次胜利使朱镕基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。

  1993年11月,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》,明确要求进行财税体制改革。邓小平和陈云两位元老赞成适当集权,增加中央财政的财力。江泽民也说,要适当地集权,因为中央财政太困难。为此,江泽民先后多次分片主持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、省长座谈会,宣讲政策,听取意见,消除误会。随后,朱镕基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,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南征北战,先后走了十几个省,与地方官员面对面地掰着指头算账。分税制改革是一次广泛而深刻的经济体制改革,从此中国的财税体制进入了长期稳定的轨道。作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,它为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  面对朱镕基通过一系列艰苦努力取得的成绩,邓小平欣慰地说:“朱镕基在地方工作有突出表现,到中央工作后,思路广,敢挑担,敢碰硬,可以胜任。”评价他是一个“有观点,有主张,有干劲,有魄力又懂经济的难得的干才”。在邓小平去世一年后,1998年,朱镕基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 责任编辑:王晓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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